1950—2003年西师校园诗歌综述
内容摘要： 五十多年以来，在中国的新诗版图上，西南师范大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一些校园诗人从这里走向诗坛，在艺术上有着广阔的延伸，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诗名。论文以西南师范大学五十多年来的校园诗歌发展为切入点进行整合与梳理。论文从时代背景、题材、美学意义、文体意义上的探寻、重建、前行入手，探讨其思想与艺术特色。
关 键 词： 时代背景 校园生活 探索与前行 女性诗歌 80后诗歌
西南师范大学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大学，是一座“诗情校园”。在古体诗歌的创作中有“情痴诗僧”之称的著名学者、教授吴宓也曾在此任教20多年，尽管他在西师的晚景凄凉，但他个人生活的不幸却成全了他的诗歌。1983年5月，在诗人方敬的指导下成立了“五月诗社”，这个当年最大的学生社团的成员，不仅来自文科，甚至“主力队员”中也有理科学生，该诗社曾在重庆乃至全国高校中名噪一时。而全国惟一的可授予诗歌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也顺应设立在了这所学校。
诗歌，陶冶着莘莘学子的情操，澄净着他们的心灵，提升着他们的智慧，铸造着这所大学的美丽、校园的人文氛围和诗名。西师的校园诗歌创作除了一些教师的创作外，大都出自没有走向社会的学生之手，然而，年轻与单纯并没有拘囿其艺术的视野。他们不只关注身边的生活景况、多彩丰富校园生活，而且敏锐地捕捉时代动向，上个世纪“90年代是实验的年代，和80年代前后的诗歌复苏与复兴相比，这是美学意义、文体意义上的探寻、重建与前行。一些校园诗人在艺术上有了更大的伸展，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诗名。”（1）何房子、郑单衣、蒋浩、曾蒙、宋冬游、邱正伦、钟鸣、邵薇、雨馨等一大串的名字在闪耀。
一、关注时代风云及校园生活景况
西师的老一辈诗人能够敏锐的捕捉到时代动向，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及时地反映社会问题，而这一切也许正与那个苦难与严峻的岁月有关，以至于让诗人方敬“忧郁的宽檐帽/使我所有的日子都是阴天。”（方敬《阴天》）苦难与黑暗是那个时代的全部，使诗人感到特别的压抑，他“想学一只倦鸟/驮着低沉的天色/飞到温暖的阳光里。”（《阴天》）在那个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祖国，这样的抒写带有强烈的隐喻与象征的成分，从而构成了诗人积极面对“阴天”的良好心态。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中国，方敬在1938年的一首《光》中表达了他的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态度：“无数僵冻的手，/无数冰冷的枪，/在林间狂啸的朔风战斗，/在与好象要凝结的夜寒战斗，/在与吃人的野兽战斗；/战斗着——/一枪生存，/一枪自由，/一枪永远的解放……”这是从诗人内心刮出来的语言风暴，呈点射状不断从心间喷薄而出，是一场语言的狂欢。这正是一种最高的写作，不是诗人选择了诗，而是诗歌最终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发言人。
关注时代风云是方敬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但是诗人也有让人感到遗憾与困惑的时候。方敬在1962年的《咏学习生活》中写到：“一条红线串着/金石一样铿锵的音符。”该诗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正在闹着饥荒，而诗中却在唱：“我们的学校生活，/是一片美妙的音乐：/首唱主调学习进行曲，/多彩的活动，各色的歌。”“翻开连篇的书页，/仿佛看见一片片秋野，/一粒粒金黄的谷穗，/心灵的手指辛勤的拾得。”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这完全是一首粉饰当年太平的诗歌，也许是诗人在校园中呆得太久了，不知人间冷暖温饱了吧，竟在三年饥荒中看到了“一粒粒金黄的谷穗”，这无疑为一种画饼充饥，自欺欺人的态度。这些完全与当时生活状况严重脱节的诗句不能不说是方敬诗歌创作中的一大败笔，抛开历史的因素，在思想、艺术上该诗却并不足以让人称道，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该诗竟选入了《西南师范大学50年诗选》一书之中。
在老一辈诗人中邹绛的诗歌创作承继了“新月派明确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2）的论点，实践着闻一多先生提出的“新诗格律化”的主张，宣扬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同一个信念，引向同一个地点
虽然源头不同，经历也不一样
同一个起点，产生更大的信念
我们，预想着波澜壮阔的景象
——邹绛《祝贺》1946年于乐山
他的诗乃“抒情之作，宜整齐也”，“中国艺术中最大的一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底美可说就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3）邹绛的诗歌应着一个时代里的一个诗歌流派的步伐而来。
1996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成功地克隆出“多利”羊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克隆人”的想法也随之而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西师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教授毛翰于1997年3月20日创作了《克隆人》的四章节诗歌。该诗开篇便提出问题：“取一斑而复得全豹/得一韵而复现全诗/克隆羊成功后/复制人类/当然是下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在诗中毛翰简直是在直抒胸臆、大白话满篇奔突，却又不失调皮与诙谐；但正是这种直抒胸臆大白话式的抒写成就了该诗的思想性而弱化了其艺术性。如“切一片魔鬼之皮/拷贝94个希特勒/一部科幻电影/曾让西方人心惊肉跳/抓一把猴毛/吹成无数个孙行者/一个神奇的传说/却让中国人兴奋不已”——这样的大白话满篇皆是，最后诗人总结了全诗：“克隆时代/最大的不幸是什么/也许莫过于/克隆出/另一个让人类不得不供奉的/上帝”。“克隆人”的问题是一个违背生命伦理原则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和各国政府也都明确地表示，反对克隆人。
以上是几位教师的创作，相较之下，学生的诗歌创作更加注重于身边的生活景况。“明天，教学楼的灯火，/和教授睿智的目光，/不会再照耀我了；/我将到只有乘着梦才去过的大西北——/握起红柳削成的第一只教鞭，/指挥一部稚嫩的思维交响曲。”这是“五月诗社”第一任社长傅铁成的《明天，我将远行》中的诗句。这是一个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之际主动申请到大西北从事教育事业的心声，从思想上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年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尽管还有诸多的留恋，比如“多病的母亲”，“那个爱在桔林中听我吟诗的姑娘”，“女友的手”；但诗人毕竟是“青年”、是“男子汉”，“是祖国和希望合生的儿子”，所以最后诗人说：“哦，明天，我将远行，/我将成为中国地图西北角/一条找不到名字的小河。”有些消极的因子的里面，但随即希望凸现：“当人们的目光被希望的小河染绿/小树会告诉你，我无声的爱/是怎样留进吮吸的根须……”这是那个诗歌正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时“朦胧诗”正统领着整个诗坛，但傅铁成的诗句完全没有受到浸染，保持了一个学生安静的心灵，从而使他的诗显得干净而清新，他写出了一代富有文化修养的年轻人，踏着时代的节拍，以各自的姿态表达着春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渴望。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恋爱是大学生最为重要的业余活动，诗歌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一种求爱和宣泄情感的表达工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在《诗和人民》一文中认为：“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义海的《小爱人》和李者的《水中红颜》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他们诗歌中的抒情特质显得那么的活跃，且典雅而唯美。义海的《小爱人》却带有一股很强烈的海子诗风：
小爱人
你被海盗掳去的那天晚上
一举成为新娘
一场婚礼
征服了北大西洋上的所有风暴
那是一月的天气
北半球的乞丐们
用雪花做通心粉
……
爱情是抢来的
幸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明天是没有的
小爱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
——义海《小爱人》
这是一种近乎于天真的抒情，充满了甜蜜、愉悦的温情，显示出了诗人歌咏爱情的一颗纯洁无疵的心灵。
从田家鹏和贺庆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作为农民的孩子，他们以泥土一般质朴的语言抒写着乡村与大地，他们关注的是校园生活中的另一面。田家鹏的《继母》具有很强烈的感染力，贺庆的《种田人极其后裔》中有题记：“一个农村老大娘在某大学学生食堂里放了一个盛剩菜剩饭的盆子。每天，盆子总会装得满满的。然而，她却不止一次地为此淌出了眼泪。”由此可见，在校园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入诗的，有赞美、欣喜的，也有愤怒与强烈谴责、批判的。
二、不安的河床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现实的年代、凡人的年代，是一个激情锐减的年代。“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运作为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妙语。拜金潮的涌动削弱了诗人的自信，物欲的喧嚣使诗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那些想以诗的高雅装点自己伪诗人开始从诗坛撤离。”（4）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校园诗人目睹了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但校园仍是诗歌生长的一方沃土，校园诗人坚守着他们脚下的位置，从而在90年代的中国诗坛中西师的优秀诗人辈出。90年代的诗坛是一个多种话语并置构成的诗坛，而正是这些不同的独特的诗性话语，才汇集成90年代诗歌多样性，使得诗坛异彩呈。西师的校园诗歌创作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趋近于成熟。
1989年3月26日以诗人海子在山海卧轨自杀为导火索，掀开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序幕。
郑单衣正是处于这个时代之交的西师诗人，他1990年2月写就了抒情组诗《夏天的翅膀》，这组诗是作者的传播得最广的一组诗，同时也托起了郑单衣抒情诗写作的“飞翔高度”，“该组诗确立了其在第三代诗人中的声誉，且成为后浪漫诗歌向度一种值得谈论的模版。”（陈超语）《夏天的翅膀》系列组诗读后给人的感觉就像在闷热的伏夏间，在树上振动着透明的双翅从腹中发出的蝉的鸣叫，哀婉而凄迷，却又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诗中的“玫瑰”、“夏天”可以说是郑单衣诗歌中反复出现的语象。《夏天的翅膀》让读者重新感受到爱情风暴的一次大扫荡、大洗礼：
给你，这四月和五月吐血的黄金。给你，七月
这魔鬼的轮子、带电的天空、已经
扑灭的火种。给你——
一把弯刀、一个失常的比喻、一个打翻的
酒瓶，我的最后一点财富，也给你
……
——郑单衣《夏天的翅膀》之一《献诗》
《夏天的翅膀》是一组十分适合吟唱的诗，读起来朗朗上口，诗人在语感的把握上流露出了他的抒情才华。对于这组给诗人带来广泛声誉的诗歌，诗人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几乎无再像80年代那样致力于诗歌语言的更新换代。它也许是我传播得最广的一组诗，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事实上只是个残篇。当时，我住在花溪，劫后余生之感，对文学已不再有之前的那种野心，只想好好写一部二十行诗集。我先写了序诗即《献诗》（25行），然后一首首往前写，起初十分顺利，但写到第九首（即爱情部分，自然还有其它部分）就不得不打住，然后住进医院。我最感伤的诗，无出其右，今后也不可能再写这类诗了。”可见该诗是诗人的沥血之作，诗人自言“我最感伤的诗，无出其右”，正透露出了转型期中诗人对诗歌乌托邦式的抒情特质的一种无力的自我放逐。
何房子在重庆大学读本科时是学理工科的，后因对诗歌的执着追求而被当时的西师新诗研究所所长、教授吕进收至门下，为诗歌硕士研究生。重庆诗人波佩在《在路上的重庆五诗人》中谈到 ，何房子一直处于流浪的状态，在兜了一个大圈后回到了重庆，他不能总是流浪，他得在这城市中找到自己的房子，终于他找到了，并且说出了《一个人和他的城市》——何房子与重庆。作为几近支离的漂泊者，重庆分享了他的大部分生活。
维特根斯坦有一著名论断：“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和他的城市》中勾勒出了八个不同的场景，更直接体现了何房子的生活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状态（方式），何房子才写出了《一个人和他的城市》。在这首诗中，何房子的笔调有如散文般的平稳，颇符合诗人臧棣所谓的“诗歌的一种慢”的论调。诗中的八个场景是诗人“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了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5） ——“十年前，我就在这座城市穿行，/但脚步却被一个叫沙坪坝的地方左右，/起先是优秀学生/后来就成为了无业游民，那时/市场经济刚刚露出它可爱的尾巴雨/我听见面摊老板娘沙哑的喊声：/‘小面一角钱一两。’/老板娘长得并不难看/我当时就觉得美并不一定指人美/沙哑的声音的美的，小面是美的/我知道有的人一生都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有的人作鸟兽散了。”（何房子《一个人和他的城市》）
是的，这是一个生活处于游离状态的诗人，“他的诗歌有着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史，他漂泊，他的游历中，直到目前——有谁说得清楚一个有着固定的家、固定的工作、固定的爱情和固定的房子的诗人不会仍在流浪的途中？”而“一旦离开了这种流浪的精神，他的诗将不再。”（波佩《在路上的重庆五诗人》）在何房子的漂泊、流浪之中，与其说是一种对身体的放逐，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流浪、漂泊。在这种状态下，其生活可以说只是为了苟且的活着，看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消逝，但他会运用怀旧的笔触将一些记忆吐露到纸上，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却完成了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行动。
邱正伦是西师美术学院的硕士生导师，除上课外，他还能写一些不错的诗乃至诗歌理论，他的重庆“现在主义”诗派的学术主持。追求的是一种典雅、在场、伪美、物质动物的诗歌写作方向，同时又沉思冥想历史与诗歌的品质。
上帝创世用了七天的时间，邱正伦在其诗作《水庄》中描述了七个夜晚的场景，并通过对童年的追忆来完成了《水庄》。《水庄》中的某种“时间之夜”存在于人们身心之中。这种“时间之夜”是巨大的，是人们所不能从历史、从朝代的更迭中体验到的。但是《水庄》却把说了出来，《水庄》中“童年的回忆赋予了我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效的过去，但过去突然在想象抑或再想象的生活中成为充满力的东西。” （6） 《水庄》提供了平静的偶有波澜的水，是沉睡在任何生命深处默默无闻的“水庄”。而永远是这水让我们恢复平静。在邱正伦的前期诗歌创作中，他所倡导的诗歌写作在文本上的表现并不明显，直到后来写作的《十二生肖》（组诗）中才显露出了一些端倪。
钟鸣是获得过台湾《联合报》诗歌大奖的西师诗人。钟鸣是独特的钟鸣，钟鸣又是一个陌生的钟鸣。在他的诗歌中常常会读到诸如“彼得堡”、“以撒广场街”、“布拉格”、“施塔契广场”、“叶利钦”、“怪汉奥涅金”、“巴尔扎克”、“柴可夫斯基”等等外国地名、人名，充满了陌生化以及异域情怀。
如今只有商人，还像讨厌的土耳其，一副奢侈的穷酸样，
在布拉格，捷克，在上海和无用的扬子江上使用着白日梦，
像土包子似的，打着巴尔扎克的哈欠，将柏林墙和
西岭的雪观赏，把到嘴的面包，叫做“奶油沙皇”，
或水游着的鲢鱼的皮货，或是冰箱里的洒其玛，
而谁都能和奥涅金的后裔一块走过施塔契广场。
——钟鸣《曼德尔斯塔姆在彼得堡》
这些诗歌类似于诗人的“独语”，是对内心感觉世界、内在生命中潜意识的自我观照，从根本上它的排斥他者的阅读的。钟鸣的诗，是纯粹的诗，一种纯诗。在艺术上他强调要朦胧与新奇，所以诗人使用了大量的地名、人名，在语言的表达上着意破坏习惯上的语言规范，从而达到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可以说，诗歌在钟鸣那里已经变得贵族化了。
在中国的“70后诗人”中，西师的蒋浩和曾蒙可以算得上的其中的两位代表诗人。蒋浩在西师学的是历史，1994年毕业的；曾蒙因中学时文学上的创作成绩突出，1993年被西师中文系特招免试入学的。
以前曾读过蒋浩的一些诗性随笔，在他的这些随笔中可以看到古代神话或历史中的人物在现代场景中再现出来，从而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新奇的美感。在几则随笔中蒋浩甚至改写了《新约》福音书中的相关章节，并假想出了一个自己的耶稣，借之口说出了他认为的一些“真理”，同时也说出了1999年5月创作的长诗《说吧，成都》。该诗充分显示了蒋浩叙事的力量，诗风粗砺而描述细腻，大量充满生活气息的对白在字里行间交织着形而上的冥想，其叙事的语言有如在刀锋上舞蹈，显示了他相当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抒情才能。诗中充斥着的怀旧气息，通过新抒情、后叙事的表现手法表达得精彩绝伦。在这里诗人“对已有的经验和情感进行语言上、心理上的强化和追认。诗人的语言具备了一种记忆的再生潜能，诗人借助语言的唤醒、复制、臆想功能，创造或复原了历史。”（ 7）
说吧，正午的陕西街过于明亮
像一只巧克力、忍不住要从你的裙边
溶化。四年来，我的傲慢
像草堂寺的单身宿舍，熟悉我，容纳我
现在，我可以平静地在这个夏天
说出电话，地址，信，报纸和
一所四年前的大学
像一架失事的飞机突然
降落到我们中间
……
——蒋浩《说吧，成都》
这是该诗的一个不俗的开篇。在诗中他擅长把批判的精神和古典抒情气质接近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蒋浩可以说得上是一位诗中的隐者，他远离着当下这个喧嚣的诗坛，他甚至对名声根本就不感兴趣，但他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一个真正从事写作就意味着要做一个本分的人。诗歌评论家敬文东认为：“在‘70后诗人’中，蒋浩的打眼之处在于：他为诗歌注入了古典主义精神。”“蒋浩是‘70后诗人’中罕见的、过早接触到了人性古老品质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浩的方向可以充当‘70后诗人’努力的方向之一。蒋浩在倒退着走出‘70后一代’，倒退着进入诗歌精神。”（8）可以说，这是对蒋浩的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关于曾蒙。一篇署名为“李丽琴”的评论文章《曾蒙的火车——论曾蒙诗歌的历史进程》（见《星星诗刊》2004年1下半月刊）中有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论述。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在这里仅从曾蒙众多优秀诗歌中以《成长：献给我的童年》为例，简要评析曾蒙的诗歌创作。
作为个人的偏好，我是很喜欢《成长：献给我的童年》这首长诗的。该诗的诗风清澈、明朗，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叙述了诗人在对待朋友、爱情、生活、事业、为人处世等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场景：“现在回想起傻乎乎的他，/我便禁不住想笑，想再捉弄他一下：/模仿班级里最漂亮的那位女生的字迹，/告诉他帅，有男子汉的刚强和勇敢，/并在信的末尾不忘一句：今夜红旗影院，不见不散……”最为怀旧、感伤的语言描述随之娓娓而来：“事隔多年，与他坐在A市的茶园，/……而他孤孤单单，仍在怀念：/‘她那天为啥不来呢，我等了半天……’”在后面的诗句中通过对此场景的再现，诗人由此陷入了哲思的冥想之中，仍然不乏健康向上的生命力。
诗题为《成长：献给我的童年》，童年在许多诗人的心中像是一场梦魇，“许多年来，童年就像我的身影，/在阳光或黑暗的世界跟随着我，/带来噩梦和高粱的气息。”（曾蒙《童年》）在《成长》中作为成年了的诗人，是应该与自己的童年好好的交谈一下了，因此诗人说：“我在书斋里给你写信，不长不短，/却也省略了不少事件和经验。”童年对于诗人来说就老朋友一样，它存留在人们的存在深处，使诗人的形象在词句的配合下，蓦然重新体验童年的回忆，重新想像一个童年的形象。当语言说出的童年的形象特征是以使读者在读这首诗，仿佛听到已逝去的回声。显然，童年是随着曾蒙的成长而成长的。在这首诗中，“曾蒙使用着对他来说非常熟练的节奏和语调，并在诗里很大度得用着诙谐和调侃，使整首诗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在日常场景中输送着新鲜的、轻松的诗学理念，让很多人感受到读诗的愉悦，读诗不再是一种痛苦，诗歌变得日常而不高深。”（9）诗评家叶橹认为曾蒙的诗歌“大抵是属于陈述性居多”，当然也曾蒙为自己的诗歌写作中注入的一种新鲜血液，“他那种略带怀疑若即若离同时又平静如清晨的淡泊月光的语调里有独特的诗人自我，在众多的七十年代诗人中，曾蒙确实的独一无二的。”（雨田《语言的诗歌的练金术——兼论曾蒙诗歌写作》）
三、“罂粟花的女子”
上个世纪上半叶是以冰心、丁玲、张爱玲、梅娘等女性诗人和作家为代表的，到了80年代，舒婷则是女性诗歌的主要代表，并与北岛、顾城等男性诗人平分秋色。而90年代的中国诗坛则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为代表的，在诗坛上掀起了一阵阵女性诗歌的浪潮。在宁静、安详的西师校园中，则有邵薇、雨馨、宋冬游等校园女诗人组成了西师校园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值得一提的是，她们都不是女性主义者，从事的诗歌写作也不是女性主义的诗歌写作，“而仅仅要去感受到女性的意识，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唤醒女性身上沉睡的非主流的话语经验，从而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一种自由的生长。” （10）西师的校园女诗人们从她们的诗歌文本中也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1999年中国旅美青年女诗人邵薇获得美国罗娜杰非女作家奖。该奖是美国唯一向女作家颁发的全国性文学大奖，自1995年设立以来，已奖励了37位年轻作家，邵薇是获奖者中的第一位华人。1988年邵薇考入西师外语系就读英语专业，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后，她考入了西师中国新诗研究所，攻读现代诗歌理论及创作研究的硕士学位。她说：“我的大学时代是在郁郁寡欢之中度过的。”因为父母的离异，她脑海中常浮现母亲的愁容，她开始思索女性的命运、意志、人格以及地位等问题，并以诗的形式来表述，或许这就是她写作诗歌的初衷。
《罂粟花的女子》是邵薇的优秀诗作之一。“你浸在水里/像一片柠檬/初尝涉世之苦/横放奔突的躯体”，“罂粟花的女子四面无形/你的祖母视水如命/你在二月里美若冰霜/冷暖自知，你的掌心透亮通红/像我母亲中年时的忧伤。”“罂粟花”是美的，其本质却是迷人的、容易使人上瘾的。“罂粟花的女子”更是“美若冰霜”，即所谓的冷美人形象，但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女子/铺排别人的命运/不会把自己归入其中。”由此可见，这是邵薇心中不可愈合的一道伤痕与阴影，是她在无能为力的生存状态中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凄楚自白或者旁白，“女性主义诗歌以其独特的心理体验方式深化女性的认识。”（11）
在邵薇的诗作之中，女性是爱的故乡。正是这种爱的力量，让世界更加的光彩照人，而这种爱正源自女性。邵薇隽永、大胆的诗句，引起了人们无边的遐思。这些诗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语言的活力，丰富了诗的内涵和女性特征，造就了诗歌语言的独特魅力。
雨馨1972年出生于重庆北碚。她说：“写作多年，爱诗多年。多年的努力只是为了笔下的文字鲜美生动、充满灵性。”——姑且看成雨馨的诗观。有人说雨馨的诗是“迷失在语言沼泽中”的。读雨馨的诗感到自然、甘醇、纯净、玲珑剔透，却有暗露锋芒。
“鱼，这蓝色光滑的生命/怀念的名字变得好温暖/最美是采樱桃的姿势”（雨馨《树上樱桃》），这几句诗行极具跳跃性，纯美的意象在表述中显示了它的张力美。对雨馨来说，她的诗歌“从长长的精神之旅到瞬间的一瞥眼神，都是她呵护和珍爱的追寻。” （12）在雨馨的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心理上不经意的骚动和情绪的波澜，从而加深了心灵与生活的破碎感。《河嘉村》系列组诗将生活还原或抽象，从字里行间感受生活的平静——“很美的光线/穿过儿时的城门/照见一些门牌/一些陌生的/熟悉的面孔/以及开桃花的夹竹桃”（雨馨《河嘉村》）。作为女人，雨馨的诗歌特别注重心理体验，《今夜如劫》中抒写了一种女人独特的心绪，她要在深夜不遗余力地表达内心的迷惘与渴望，并以此来表达对生活以及生存背景的琐碎感受。
雨馨著有诗集《水中的瓷》，曾受邀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的第十八届青春诗会。雨馨认为，只有在大地上用脚实实在在走路的人，才能在诗的天空以翅膀飞行。
宋冬游，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而她也确实是一位诗人，可谓人如其名。宋冬游1976年生于黑龙江，16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饥荒》，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诸多关注。1994年她因文学上的创作突出被西师中文系免试特招入学，大学的四年生活使她的诗艺更为精进，成为“70后”女诗人中的代表之一。所以宋冬游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是诗歌让我们成为自己，是诗歌使我们活得纯粹。每当我回首那莘莘学子的四年，她都使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诗歌，我都不知道那四年我将怎样度过。”
宋冬游的诗歌中有着浓厚的“大学情结”，大学毕业五年后，她在《西师》一诗中写道：“长发黑裙的年轻女子/怀抱书籍与青春，穿过灰暗的街景和/冷翠的冬青树林，穿过逸夫楼图书馆内寂寥的正午时光。”这是她在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影象，使得诗人在五年后写下这些充斥着校园生活的诗句。与《西师》所描述不同的是《归来是为了走得更远》，这组诗描述的是诗人的文学生活：“准备好火柴和蜡烛， 等待二十三点的到来：/永远以短暂抗拒永恒，以有限抗拒无穷。”这组诗对长句的运用已经显示了诗人诗艺的娴熟，而散文化是这组诗所表现在文本上的倾向之一，但却并非是散文的诗化，叙述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独特的效果，句与句、词与词之间流露出了无限的张力与抒情的可行性。这是她在深夜里写作所散发出来的深刻的思索和内心写作欲望的一种精神独白：“灵魂远远逃开。你为自己守夜。与圣母院的敲钟人密谋一次对时间的叛逆。”可以说，这是宋冬游最具思索与探求未知的优秀之作。
作为女诗人的宋冬游谈到女性诗歌时认为，在一种写作、思考或与之相关的行为前面加上“女性”的定语，并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大概是因为女性心理所具有的暧昧气息与情色联想，恰好满足了现代人对他人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并碰巧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紧张而浮躁的时代文化的“卖点”之一。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不能被消费的社会，诗歌也无非如此，太把自己和自己的文字当回事，真的是很愚蠢。《雨夜花雕及其它》（组诗）则是诗人对自身力量的认识，使她在面对世界时显得深思熟虑，即使面临废墟，也会心存希望。但诗人在最后却略显得疲惫：“那么喧嚣的世界，那寂寥的青春/一个人过早地经历了黑夜/她必然将提前衰老，活得隐约/像一束忧郁而短命的黄玫瑰。”她说，这组诗是她最喜欢的，大概是因为情感的流露非常真实、不刻意、一气呵成吧。
宋冬游的诗歌中流露出了她成长的艰难，她的诗歌就是她生长的记录或者心灵史，有泪水、欢笑，“还有那些让人们眷恋而有惧怕的黑暗”。（青衣语）“冬游的诗直抒胸臆，没有什么遮掩，语速较快，语气较锋利，不消几句，你就会被她抓住脖领子，以至喘不过气来。她的语言干净直接，富有韵律，一气呵成，不着雕饰。探索了在最大表意负担下，语言所能达到的简单程度。她的文字气息纯正，同样是表现爱情失意的复杂心理，却没有任何阴暗诡秘的心思，足以见出其人品上的率真，但愿在生活中她能多一些委婉，以阻止那‘心碎之痛’继续‘纷至沓来’。” （13）——这是诗人、翻译家马永波先生对宋冬游诗歌创作的一个中肯的、深入的、高度的评价。
在西师校园女诗人群体中，有太多的名字在闪耀：韩敏、李霞、肖琦等等优秀的女诗人，而本文是仅以当前在中国诗坛上比较活跃的这三位西师女诗人做对象来进行一些浅析的。
四、预言或者神话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诗坛，以一场“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为世纪末的中国诗坛打下了浓重的烙印。“70后诗人”的命名刚在诗坛上被确立，刚找到他们的位置；一群生于20世纪80年代更为年轻的诗人打着“80后”诗人的旗号从后面杀将而来。
在西师的校园诗歌创作中，汪洋是这一时期的过渡性人物，他于2001年从西师中文系毕业。汪洋的大多数诗歌应该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校园诗歌”，有着校园诗歌中“青春期写作”的主要特征：创作意识的非自觉性和模仿性，缺乏成熟内涵的情绪宣泄。因此他写作带有校园诗歌中所常见的通病，是一种内心宣泄的、情绪化的产物，充满了毫无质地的抒情和无效的复制。后来读到他的《一本小说看到第28页》时，他的写作才初见成色，但复制和模仿先锋、实验诗歌文本的痕迹很大，整首诗读起来虽然空洞的抒情因子锐减，口语化的句子成了一种书写的可能，读后觉得玄乎外，就像一杯白开水。尽管汪洋中学时就在中国的校园诗坛上颇负盛名，但四年的大学生活却没有使他的诗歌有多大的建树和文本上的创造力，维系的仍是他“青春期写作”的姿态。在西师校园诗歌中，汪洋的意义在于做了这个世纪之交中西师校园诗歌的一位“接力手”。
2001年6月一份宣扬“80后”诗歌的民间诗报《诗与思》在西师出炉，这是西师在校校园诗人刘东灵、汤成伟主办的一份诗报。该报积极响应南京民间刊物《冬至》诗报提出的“八十年代”概念，迅速策划出一个专版“八十年代出生少年诗人力作展”，同时刊发了病雨《重塑诗歌精神——关于“八十年代”的一些随想》的随评。诗报以“时代性、民间性、先锋性、探索性、青年性、兼容性”受到了中国诗坛，以及各级文联、作协的广泛关注。有了《冬至》、《诗与思》等导火索，“80后”诗歌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同仁刊物和网络站点，其主办者均为“80后”诗人。而目前，“80后”这一称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媒体炒作与人们的认可，其中不乏异化——作为八十年代出生少年作家的一个统称。
刘东灵，1981年生于重庆梁平；汤成伟1982年生于贵州开阳。因为诗歌，使这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走到了一起，或许这正是缪斯的安排。四年的大学生活，迅速提高着他们的诗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使他们在诗歌写作中过早的摆脱了“青春期写作”情绪化的、浮躁的困扰。
刘东灵有一首被我们内定的成名作：《没有女人就抽女人抽的烟》（载《佛山文艺》2001年5月下旬号），有相关评论认为该诗突出的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的心态，我想说的是，这不是自闭，而是一种高度的意淫效果，是一种深化了的内敛：“对了，它像极了/女人的手臂——白皙、柔嫩、有丝般的品质/味道嘛 确有点沁人心脾。”这种意淫在很大程度上是含蓄的，是一种扩展、发散了的想象力，覆盖在这极美的句子中的，是一种极句功效的意淫特质。刘东灵认为，一个诗人对词语至少要做两件工作：一个是把陈旧的词语在新的语境下擦亮；另一个是要发掘新语境下的词语。在他的诗歌中，他也确实在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
我一直希望着有一天
一头大象用它肥厚、宽大的脚掌
从我身上踩过
我觉得
我肯定不会感觉沉重
而是一种说不出的轻盈
正因为这种轻盈说不出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
如果它踩过我的时候
用它那长长的鼻子嗅闻我
我也希望它能够确认
我是一个人
曾经也想做一头大象
——刘东灵《大象》载《诗生活月刊》2003年第8期
这是一首“漫画”般的诗，“漫画”的主要特征是诙谐与幽默，要体现的是一种“含泪的笑”的审美特征。而这首诗正具备了这种特性，在这种诙谐、幽默的背面，是诗人内心深处的悲怆：“我是一个人/曾经也想做一头大象”。这些日常化了的词汇在诗人的诗中跳跃着，扩大着这种语意场的张力美，使审美在不知不觉的品读中凸现心头。
诗人余地曾从“灵性”、“抒情”、“冥想”、“纯粹”等四个角度探讨过刘东灵的诗歌。但这是对刘东灵2003年以前的诗歌的一些看法，诗人是永远在路上的，对于诗歌最终的归宿、探求的无止境的，而当时这篇探讨只是2003年之前刘东灵诗歌的一个小结。因为在2003年刘东灵的写作与以前的有了一个明显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在于，他继续维持着其空灵的品质、淡化了抒情与理性色彩浓郁的冥想，将轻松自如、充满机警的语言注入了其诗歌的血脉。这种新鲜的血脉燃烧着他的内心，而他的语言表述更加的显得娴熟自如了，充分地还原或抽象了生活的本质。《这是阳光泛滥的午后》（载《山花》文学月刊2003年第7期）、《雕刻者》（载《佛山文艺》2004年3月下旬号）两首是刘东灵2003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极具特色的优秀之作。因此诗评家谭五昌在《2003年中国大学生诗选》中评论道：“在刘东灵的这些文本中显示出了颇为出色的词语组合能力与想象能力，其充满自信而又不缺乏成熟风度的语言叙述中所折射出的诗歌才华，表明这位年轻的高校诗人堪称未来中国诗界的可造之才。”
汤成伟自称是一个“患了口吃，毕生与词语战斗”的诗人，因此他写出了《口吃者传说》的三章节诗歌，该诗显示他叙述的力量，却在文本的表现力上做得颇为不足。因此他呼唤：“需要风，摇动那沉思、孤独、高傲的头颅。”
2002年8月汤成伟写就了一首长达100多行的《伤或一个夜晚的呓语》（见《高处的暗语》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7月版），那是一个孤独的8月，他从不期望能在这样的孤独中写出好的诗歌，因为“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聂鲁达语）他写作是因为他认为“一个悲观者/在一辈子呆腻的地方传宗接代”，在他看来是可怕的、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需要克制与自省，在自救中“悲剧”美的力量强化了他的诗歌。
2003年是汤成伟诗歌创作获得丰收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写出了《柏树街：星期八或盲音区》（载《诗歌月刊》2003年第7期）、《半望楼，书签七则》（载《灵云》2003年10月号）、《远游九章》（载《界限》2004年第1期）等组诗，这些诗作可以说得上是汤成伟整个大学生活中的重要作品。《柏树街：星期八或盲音区》是汤成伟一个全新写作的开始，同时也是他过渡、转型期中的一个作品。这组诗从整体上观照是一幕剧，只是用诗的形式、语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加工与整合。诗中的“L”是全诗的核心意象，一个符号代表了诗人多年来情愫的归位，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L”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结合体，它不是一种特指，只是一个泛指的称谓。这组诗的抒情语言略带几分音乐的气质，具有一种感应灵魂和撩拨心弦的效果。
L，那时我并不认识你，如同不能识别一粒黑霉的
甜度，在来来往往的叙述中，人群的走向
比田埂还有规律。在“阡”与“陌”
相遇或擦肩而过的叙述中，L，你知道的，
一颗空洞的心应该注满多少忧伤的水银
多少疯狂的语言。平静。寂静。静谧。柏树街与夜。
——汤成伟《柏树街：星期八或盲音区》之《TELL L I LOVE HER》
在他的这组诗中，对爱情充满了理想主义，使他在叙述中触摸到了一个光明、和谐、充满希望的明天，他在憧憬中等待着。
此后汤成伟充分从博大的楚文化中获取有利于诗歌创作思维的养分，他要以楚文化这个广大的源头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代人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半望楼，书签七则》、《远游九章》等就是这样的作品。“秋”是《远游九章》中所要表现的一个自然曲调，“只有在有了一个把秋作为整体现象和季节的意识之后，自然中的衰败景物才可能变成对人生短暂深切领悟的标志。”（顾彬《中国文人自然观》）
作为一个观察者，你日夜审视着身边这个古老的帝国，
它的，有两扇涡轮叶的肺部，正旋转出鼓噪的气流
清除你体内残留的尼古丁和煤焦油。这时
你用大拇指与食指在腰部丈量出了
一个适度的比例，但哈欠却正以它的速度
将你拖入帝国的最深处。
——汤成伟《远游九章》之五
汤成伟将楚文化与现代意识充分地融合在了一起，用汉语书写出了一个神奇的具有现代话语“魔力”的光明和澄澈的诗章。诗人在诗中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廉价的浪漫主义乌托邦，而是以对人类历史的洞察及宏伟的内心世界结构为基础的。
在刘东灵和汤成伟的诗歌创作生涯中隐藏着他们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而这种苦难与不幸却成就了他们的诗歌，使得他们在“80后”诗歌中独树一帜。而西师这一时期的校园诗歌中则将以他们二人为代表，他们将是西师校园诗歌中两颗璀璨的恒星，他们都还年轻，在中国未来的诗坛上他们将展露诗才。
“西师校园诗歌”是中国诗坛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所指称的“西师校园诗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校园诗歌”，我所要突出的是“西师校园/诗歌”。事实上，在“西师校园诗歌”的写作中，许多诗人早已自觉的摆脱了“校园诗歌”中“青春期写作”的那种不成熟的表现，“校园”只是一个他们生活过、思考过、写作过的大背景。这些诗人的出现为中国诗坛造就了新鲜的血脉，并从思想和艺术上繁荣着中国诗坛。
二零零四年三月 重庆
注释：
（1）吕进：《诗风拂面育新人——〈西南师范大学50年诗选〉序》，《西南师范大学50年诗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4页；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131页；
（3）闻一多：《律诗底研究》，《闻一多全集》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159页；
（4）（5） 吴思敬：《90年代诗歌主潮》，白烨选编《2000年中国年代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277、279页；
（6）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一版第146页；
（7）李志元：《诗歌现场：追悼根性的修正》载《当代文坛》2003年第2期；
（8）敬文东：《没有终点的旅行——也谈“70后诗人”》；
（9）李丽琴：《曾蒙的火车——论曾蒙诗歌的历史进程》载《星星诗刊》2004年1月下半月刊；
（10）王岳川：《女性话语与身份书写在中国》，白烨选编《2000年中国年代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303页；
（11）章敦华：《为女性而歌》，载1995年10月29日、30日、31日台湾《世界论坛报》；
（12）涪都客：《这是雨馨》，载《诗刊》2002年10月上半月刊；
（13）马永波：《黑龙江诗人扫描》，载《诗歌月刊》2002年第11期
